美 丽 人 生

——李佩先生专访
刘志峰 张苏 邓华东

说明：李（李佩）；王（科大58级校友、中科院力学所王克仁研究员）；刘（刘志峰）

刘：李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中国科大校友基金会《校友风采》栏目的采访。科大校友感谢您和郭永怀院士对科大创立和建设所倾注的心血！

李：谢谢。

亲历校场口

刘：李老师，我们知道您在北京长大，在贝满女中、北京大学上学，能否请您介绍这一段的经历？您从小上教会学校，您家庭情况是？

李：我父母和教会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完全是旧社会的人。我母亲只是念了私塾。（刘：您出生在大户人家？）不是。我祖父只是在镇江做一点小生意，家里把希望寄托在父亲身上，后来父亲上了上海南洋公学。（刘：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对。因为念书比较好，后来公费到了英国伯明翰大学念矿冶，父亲办过地质学报。我父亲和李四光是同船回国的，他回国之后家就搬到北京。我中学时家住在东城南小街。父亲主要在河南煤矿做矿冶工程师，做井下工作。后来又到开滦煤矿工作。抗战开始之后一直住在天津，北京沦陷之后家里就到天津去了，因为租界稍微安全一些。

刘：您后来的求学经历是受到家庭的影响？

李：别看我父亲是留学归来的，但非常封建，完全一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他们当然不愿意我上大学，但是我离家之后他们就管不着了。

刘：您求学的年代，正是中华民族风雨飘摇的日子，而且北平当时也是直接暴露在华北日军的枪炮下，那时候有没有地方容得下您一张平静的书桌？此外，您大学的后半部分是不是在西南联大度过的？

李：我36年考进北京大学，在沙滩红楼那边，念的是经济系。因为中学毕业不知道考什么好，那阵经济是最时髦的。抗战开始后北京人都往南方跑，想找个安定的地方去读书，所以我就去了西南联大。谁也不愿意留在北京陪着日本人。37年底我去了天津，因为我父母把家搬到天津去了，后来我是从天津走的。

张：是西方经济学？

李：对。后来我在西南联大读书，关于西南联大，大家谈得非常之多，是清华、北大和南开合办的，那时那么多的大师都在昆明，学生整天接触的都是这些今天仍为学术界怀念和称道的知名教授们，老郭他们都上周培源的课。钱伟长、林家翘和老郭三个人考的是同一期英庚款考试。当时英庚款负责执行的就是周培源、吴有训，饶毓泰。当时他们三个考生的成绩都一样，专业也一样，他们被破例都录取了，大概是在40年，都去了UToronto。后来钱伟长就留在Toronto读博士学位，其他两个就转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去了。

刘：您在联大毕业之后就工作了？

李：我在重庆中国劳动协会工作，抗战之后在上海呆了大半年。（刘：相当于工会？）是的，因为蒋介石不允许成立全国总工会。这个协会后来相对亲共，这个协会也有地下共产党员，也有比较有正义感的人。劳动协会会长是朱学范，当时美国劳工组织支持中国抗战，捐献了一大笔钱，为改善中国工人生活条件，我们办了一些工人夜校、福利社、图书馆与托儿所。当时新华社对我们很重视，经常有人跑来和我们联络、要材料。一部分捐款送到延安去了，可能买了一些医药设备。当时和我们接触最多的是张晓梅。重庆发生过的大型群众性活动，最出名的是校场口事件。是以民盟为首的民主党派组织群众大会表示反对蒋介石政府撕毁旧政协协议的举动，劳动协会参加了这个集会。从这个集会之后，劳协政治态度算是明朗了。

刘：您在重庆和昆明时，是否遇到空袭等危险？

李：有。在昆明时，38－39年那是常事。到40年，陈纳德飞虎队来了之后就好些。我刚一到重庆，也有过一次空袭。

刘：您加入了中共么？

李：我加入中共很晚，是80年在研究生院。解放前或许我是统战对象，因为接触的很多人都是共产党员。我在昆明做过一次学生会副会长。因为同情左派学生组织，帮助并参加过左派群社搞的一些活动，三青团就在女生宿舍门口贴布告骂女生，从我这儿骂起。校场口那次比较危险。发生惨案时我在场，那次郭沫若等人都挨打了。我也知道可能会打我们这些小萝卜头。因为我认识的一位塔斯社记者在场，请我跟他做翻译，打人时或许因为我和塔斯社记者在一起所以幸免。

初识郭永怀

刘：您回国之后最开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回国之前呢？

李：回国之后，那还是（78年之后）担任教学工作。在合肥等于没做事情，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74年开始参加过两次科学院出国人员培训班。

回国之前，最开心的事情应该是我和老郭认识的一段时间，认识了一些他的朋友；因为过去我对科技界接触很少，还没有意识到科技对我们国家建设的作用。（刘：郭先生跟您在一起谈科学较多？）其实不见得老谈科学，他爱好的东西挺多，对我来说，接触到科学，了解他们工作对国家的重要性，影响了我后来的大半生。
刘：您和郭先生是相识在康奈尔么？

李：我跟老郭倒也不一定是在康奈尔认识的，在西南联大时我们彼此就知道有这么个人。理学院和女生宿舍是挨着的，出入那条风竹街都能看到，但是并不熟识。美国工会管教育的人给我推荐到康奈尔大学，我是47年2月去康奈尔的，念的跟科学毫无关系，等于现在的工商管理。那时康奈尔大学新成立工业与劳工关系学院，我就到这个学院读书。在国内我是读经济系的。不过读经济、社会的也好，回国的那个年代是派不上用场的。

47年到康奈尔，那里已经有西南联大的学生，有一些同学聚会，这样和老郭就比较熟了。有一次中国学生会请他来做一次火箭的报告，我去听了之后才对科学发生点兴趣。渐渐地对学科学的学者接触也多了。我们是48年结的婚。

刘：很多人知道郭先生在康奈尔航空系主任为他举行的篝火晚会上当众焚毁自己的手稿之后举家归国。您最初为什么产生要回国的想法？回国过程是否顺利？半个世纪过去，您认为当初回国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么？

李：回国的想法老早就有了，我在国内就有很多进步的朋友，共产党的一些朋友中也有两三个在美国读书，我们也有来往。我们都很关注国内战局的发展。这些朋友跟我说，“现在解放战争发展得很顺利，新中国建立之后我们就回国，你们是不是也一块走？”我说我现在有家，看看老郭的情况怎样？老郭因为与钱学森关系很好。钱先生是55年回国的。钱学森50年开始被美国人关起来过，当时中国学生学者对美方对待钱学森的事非常气愤，这事促成了很多人回国。

刘：就是说这件事适得其反？

李：对，效果适得其反。我们53年在加州理工学院呆了半年，这时跟钱家来往很多，大家老在一起议论回国的事情，经常讨论新中国需要什么？回国之后做些什么？55年美国一放行，钱学森马上就走，没有头等舱，就上了三等舱。后来在船上有一批中国学者，其中有许国志、李整武（专业核子物理，后来去了四川乐山基地）等。钱学森55年回国前，写信问老郭说，我们准备走了你怎么样？是不是可以一块走？老郭有一个研究项目，答允是56年完成，所以我们晚一年回国。

小矮人和白雪公主

刘：郭先生很喜欢音乐，回国带了很多唱片回国？您有什么爱好呢？

李：是的，他喜欢音乐。我对文艺比较爱好，在小学中学时喜欢写点小品的东西。比如小学时，我编排过《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

刘：您找齐了那七个小矮人？

李：对了当然找齐了。后来我们真演得很不错，挺有意思的。以后美国出了这部电影，我发现和我们编得基本一样，毕竟大家都是完全按照故事来编的。

刘：您是导演，也是演员么？

李：是的，我也是七个小矮人之一。我班上正好有一个女同学，是独生女，从小学过跳舞，演白雪公主正好，跳舞服装她也有。当王子是班上一个高个子。害白雪公主的那个女巫演得也非常之好。到了中学毕业班，那次我们演得《雷雨》，当时正好允许公演《雷雨》（开始因为揭露劳资矛盾而禁演）。我们班有个女孩在外面剧团演过四凤，我是组织者，从外面请了个好导演。多少年之后遇到贝满的毕业生还记得这次演出。

刘：您当时报考了哪些大学？

李：我报考了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女子文理学院。我也考上了燕京医预科，之所以上北大，因为家里不允许上大学，更不能上男女合校，最后的妥协是我不去上燕京，因为燕京在郊外，需要住宿。我自己不愿意上女子学院。而北大可以走读。

刘：很多人说您是美丽与优雅的象征，您如何理解美丽与优雅？

李：美是很抽象的概念，数学也很美。最重要的是心灵美，人需要有正义感，为人处事各个方面都能适度，让人很容易接近，这些都可以算作美。

刘：我听说郭先生和您回国时，很多华人华侨送别，有人打着“欢送李佩小姐回国”旗子欢送您？

李：没有，没那个事情。根本就没有华侨来欢送我们。我们和华侨也没来往，只是康奈尔大学的学生和教授每年夏天有一次picnic，我们回国前的picnic主要就是欢送我们，没有你说的什么旗子。回国倒是有人在广州和北京火车站欢迎我们。

大师执鞭有乾坤

刘：郭永怀院士是中国科大化学物理系的首任系主任。郭先生在科大执教的这段历史，人们所知不多，能否请您介绍一下？

李：先介绍科大成立的历史。科大1958年9月20号开学，办科大真可谓神速。据朱兆祥同志说， 58年7月6号，力学所三巨头钱学森（所长）、郭永怀（副所长）、杨刚毅（党委书记）在万寿山开会，万寿山会议在力学所历史上很有名气，确定力学所方向是上天、下海、入地。钱学森认为首先必须办一个学校培训学生，不能光靠所里刚回国的几位先生们，虽然他们实力非常强，随之向科学院建议成立星际航行学院。用星际航行学院这名字，跟加加林57年上天可能有关系。当时加加林上天的消息一传到这儿，力学所大忙了一阵，大家都来找林鸿荪。他一直对宇航工作很关注，所以大家都去问他卫星是怎么回事。

王：钱先生给我们开星际航行概论课，讲了一年。

李：成立星际航行学院跟当时形势有关。另外出来这么宏伟的口号跟大跃进有关系，这事跟郭沫若院长谈了之后，郭沫若召开院务会议，讲力学所想成立星际航行学院，为的是培养年轻人。各个研究所说也都需要年轻人，最后的讨论结果是成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七月底这事定了，然后9月20日就开学了，你想多快啊。

王：当时科大的生源有两种：我是保送生，填的志愿是北大数学力学系、也填了清华，结果被挑选到了科大。

李：当时张劲夫在科学院，提出的方针是“所系结合，全院办校”，指定郁文负责筹办。

王：郁文是科大党委书记，各个系主任就是各所所长，例如钱学森是力学系主任；华罗庚是应用数学系主任；郭永怀是化学物理系主任。在我们印象中，科学院和科大是平级的，因为科学院院长和科大校长都是郭沫若；系主任就是所长。

刘：郭永怀先生是力学所副所长，为什么却是化学物理系主任？

王：化学物理和力学很有关系，例如力学所就有一个物理力学研究室，这是化学物理的主要内容，力学所大部分人是科大力学系毕业的，还有一部分人就是化学物理系的。

李：化学物理一个是搞爆炸，力学所二部在怀柔，就搞这个；（王：郭永怀就做这个。）林鸿荪是研究化工的，回国后又开过流体力学的课，钱学森就说：“你是搞化工的，又懂流体力学，化学流体就归你（负责）了。”二部后来主要研究的就是液氢液氧。郭永怀那时倒是在力学系上课，钱学森也给化学物理系上课。 这就是为什么科大办得这么好，两个月就成立了。科大办学地点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成立了一个国际学院，已经成立了，跟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有关。科大就用了这个地方。

王：我们进校时，玉泉路19号的科大正在建设，没有宿舍楼，59年才盖好。我们就住在借用的政治学院。

李：这就是科大的创建史，我想科大人不应该忘记科大的来历。为什么国家这么重视科大？跟力学所上天入地下海有关系。钱学森一回国，彭德怀、陈庚就邀请他参观东北的兵工厂。陈庚通过朱兆祥了解钱学森的观感，当时请的是苏联专家。朱兆祥说我不敢说，陈庚告知“没关系，有什么事情，我可以担待。”钱学森认为我们在科技方面太落后，但有些苏联专家的学问跟我们比差远了。为什么不用中国人？他们能干的事情我们中国人都能干。陈庚说我们等的就是这句话。钱学森被请回国，就是希望他能对国防事业建设起作用，可是又不摸深浅。当初请了苏联专家，以为苏联专家什么都懂，57年钱伟长说了一句“苏联专家也不是什么都懂”，结果变成了大右派。要不是当时形势变化，钱学森这句话也会是右派。方毅当时是军事装备部的部长，也认为我们的装备太落后。后来科技大学第一第二批的学生除了去研究所都去了国防战线。你们计算所，那个时候是不是夏培肃是科技大学计算机系主任？第一台计算机就是夏培肃他们搞出来的。计算所成立比力学所要晚一点。国内当时没有计算机，手摇的都没有，老郭带回来一台手摇计算机，在力学所还很发挥了一阵子作用。

王：科大成立之后也有一台计算机，作为学生学习之用。

李：两弹一星最早的研制用的就是这台计算机（指夏培肃院士等研制的）。那时她们需要用计算机时，先到计算所登记排队，或许就安排到夜里三点，上机也许就给十分钟。那时就是如此紧张。

王：我们作为校友，希望科大强盛，也不希望科大成为二流学校。科大应当说是办得不错，按照我的感觉，我们在学校时至少没有把北大清华看得比我们高，甚至我们报的是北大清华，结果被科大录取，还是感到荣幸。现在趋势是科大在一般百姓心目中跟北大清华有了差距。科大的学术地位要靠自己，靠科学院。科大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有科学院。科大当年不是科学院的下属机构，而是并行的，我们的校长就是科学院院长，那时我们的数学是吴文俊讲的，物理是严济慈讲的；力学所钱学森他们就不用说了。科学院凡是有水平的都到科大讲课。不顶尖的多不能来上课。科大的教学有特点，但并不是每个方面都比北大清华高明，他们各有传统，我们科大有自己的传统。科大不见到要往北大清华靠。科大弄到合肥去，对科大不利，对科学院也不利。科学院招不到好人才。我的感觉，那时科学院等着科大的学生去充实，科大学生五年毕业，科学院盼着我们去，研究所等着要科大的人。关系非常密切。我们一届大概1/3分到科学院各研究所。科大离开科学院，要办得有特点就比较难。科学院的有些领导，想法有些问题，你们能说服他们很好。科学院把科大作为一个负担，这是绝对的错误，我们下面看得很清楚，有些领导这么做不对，两方应相互依存。

李：科大确实有办得比较差劲的地方，科学院就没有一个能人去做科大校长？非得要从上海请人去做科大校长。不管他有背景没背景，但是他对科大的历史没有了解，对科学院关系也不密切。我认为那就是个错误。哪怕科大59级学生里头找一个，我看也许更好。

科大也不是没有可能跟科学院关系搞得更加密切一些。科学院不是把郭传杰调到科大当党委书记吗？这就是科学院不愿意放弃科大的一个表现。现在可不像当年那样落后。那时从北京去科大需要换车，现在信息时代，科大的校长、师生要有这个想法：正好学校比较安静，远离政治干扰，是个把学校办得更好的条件。

我反对扩招，朱清时校长到美国考察，认为科大要走加州理工学院的道路，我认为这就对了，就要短小精干！

北大这次改革，要把副教授以下筛选下去1/3，这提法很好，好多老师确实不高明，但可能根本行不通。

王：阻力会非常大，流体粘性太大，想法可能是好的，但是做下去不行。

刘：需要避免重蹈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覆辙？

王：知识创新工程没有得到预想的效果。

李：盛传清华要走哈佛的道路。可是哈佛之大是大师之谓也，跟梅贻琦讲的是一样的，大学不是规模大，而是有很多大师教书，别弄来还不如学生的教授来上课，整天被学生问住。

王：科大要宁缺勿滥，不要贪大求全。小没有关系，科大要大了，可能就完了。我们要保证质量。

李：科大办学一个不利的特点就是充满了地方干部。而且听说安徽省是重点扶持安徽大学、合肥工大之类的，把科大甩了。

王：科大不一定要回北京，但是我们国家的条件确实是回北京要好得多。现在的形势下，弄成李先生讲的安徽化就遭了。现在清华北大也非常明显，一般人多看重清华北大的本科。科大在合肥有好处，这个地方不吸引人，是个劣势。泰国的作法就很好，他们设立了教育特区，把环境搞得特别好，工资比其他地方高。如果科大环境搞好了，如果到科大去，不比到美国二流的学校差，那人家宁可留科大，不见得要出国，要知道也不是美国所有学校都比科大强。科大如果办到美国二流学校的水平就能站住脚了。“学东西要到科大去”，就好了。

李：对，科大当务之急就是请一批好的老师，慢慢的，一比就把那些差的老师比下去了。

王：李先生讲的很对，什么是好的老师？这个很有讲究，不一定是教学好。一个水平高的教授可能跟学生胡说八道；一个水平较差的教授可能一二三四讲得清清楚楚但没有新意。宁可要听有水平的教授胡说八道，这胡说八道里头有东西！这一二三四不用你讲，学生可以自己去看书嘛。给我上课的科大老师，严济慈有经验，但不是老在大学教书的；吴文俊当时没有教学经验，讲课他远远不如北大清华的教书匠们。但给学生的印象完全不同，严济慈、吴文俊、钱学森、郭永怀等教给我们的东西是别处学不到的，自己学也不行的。

当时科大有的老师也没用时间认真备课，我相信他们没有时间，像吴文俊可能也就班车上把笔记写一写。推导都是课堂上做的，有时推得不对头，他也就说下节课我再讲。科大有个好处，请了很多年轻的助教，都是讲师一级。

李：美国的学术价值的评定，行政无法干预，他们请的是各国专家，而且是背对背的评定。这才是真正评定价值的方法，尤其不能受政治干预，国内最大的毛病就是政治揉进学术。

李：我曾经问郭传杰，想办好科大，你认为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郭传杰说是师资的问题。我想也是这个。学校第一就是要有个好校长，第二就是有一批能给学生传授知识的人。

王：蔡元培办北大，特点就是兼容并包，不拘一格。胡适是博士学位还没拿到，就被他请去了。

刘：郭先生在科大教过哪些课程？

李：有一门课是湍流，还有一门课我不太记得了。

王：郭先生还讲了空气动力学，我听同学说郭先生的课比较难，感觉要通过不容易。

李：老郭上课还是挺认真，我记得他就在这书房里编讲义，可惜他的讲义也找不到了。后来，科大马兴孝把自己收藏的那本拿出来了。我不知道老郭教书怎么样，但他在康奈尔大学带的博士生都怕他怕得不得了。他要求比较高，差一点都不行。老郭的一个美国学生，大高个子，被老郭批评得直哭，他夫人就跟我说，郭先生可真厉害，像他这样大男人都被骂得直哭。

刘：据说科大下迁合肥时完全是造反派起哄的结果，当时是怎么回事？

李：当时林彪有个一号指令，要大学都迁出北京。可是清华北大都没搬，就是科大积极。很快又找到了合肥这个地方落脚。有一派反对但是力量较小，学校完全再贾志斌一派的手里，周总理逝世的追悼会，掌权的这派根本不参加，也号召学校师生不要参加，非常明显的，造反派都是跟着林彪、江青这些人走的。科大之所以下迁合肥，我认为主要的负责人是贾志斌，所以我说这人是科大的罪人。

刘：文革时，科大都是怎样的情况呢？

李：没什么好情况，我们认为较好的学校领导都在造反派控制下，有的送监狱了，有的关牛棚。我们虽然不了解上面，但觉得好些事情不对。从政策到世道人情好多事情都不对头。

文革后期，没人来审查我了，当时有一个开始是造反派的学生，跑到我这里念英文，后来因为基础比较好，考取了李政道主持的第二批CUSPEA的学生，去了美国留学。

我能回到北京是等离子所所长邱励俭告诉我第二天科学院秘书长郁文要来，75年李昌开始在科学院做院长，郁文带了几个科学家（其中有彭桓武）来参观合肥分院，邱励俭告诉我中午到食堂去吃饭，因为他要请郁文。郁文看见我很吃惊，为什么我还在合肥？当他得知我在科大受审查还没有结论，郁文马上说这不对头，你该回北京去，我这次回北京之后就和李昌汇报一下，把你调回北京。后来这个手续办了一年。到76年6-7月我知道这事情批下来了，我正在给科大出国人员培训班上课，这课程结束之后，我回到北京。77年开始，严济慈请我到研究生院教英语。

刘：当时刘达在科大吗？

李：在，我后来和刘达是很好的朋友，因为我们受审查，被关押在同一个楼。后来管得比较松时，我们见面时还说几句话。刘达做党委书记非常深入下层，文革前他午饭之后经常来我们外语教研室打乒乓球，和大家聊聊天。在受审查时他住二楼，经常让我去喝喝咖啡、聊聊天什么的。他复出之后，仍然没有搬走，直到他出任清华校长。我对他很佩服是因为：有一次，校长办公室的秘书拿了一封信，说这是国外给钱临照先生的信，您是不是先拆开过目一下？刘达回答，谁的信就给谁，国家没有给我这么大的权力（看别人的信）！文革期间，所有外国来信都要经过那些头头脑脑们，我就有这样的经历，不仅要被检查，而且经常还不给我。后来刘达也知道我要回北京，就问我清华的情况，我就把我了解的一些情况告诉他。其中提到清华校友会在国外很不错的，还有庚款清华基金。我就建议他到美国去一趟，跟校友会取得联系，参观几个学校，跟清华基金会联系上，可能取得一些经费。

刘：刘达向来以直言不讳著称？

李：是的，他原来已经是哈尔滨市市长之类的官，被卷入高岗事件里头，高岗下来之后，他调去了东北林学院。文革时我们搭公交车往返玉泉路与中关村，有一次回来时，遇到两个串连的学生，看到我们挂着中国科技大学校徽。就问我们是否认识刘达，我回答当然认识，是我们校长。他们追问，现在怎么样？我说走资派正在受审查呢。他就说，我们学校都非常希望他回来，他在的时候学校办得很好，你们科大对他不好，那就请他们回我们学校去！

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刘达说我倒没念多少马列主义，是为了爱国。刘达完全是因为说真话挨斗，学生斗他，“你老说什么事情都要一分为二，要从多方面看问题，毛泽东思想能够一分为二吗？”刘达回答是“我想也需要一分为二”。这种大实话绝对是反革命。还没有把他关押起来时，刘达不服气，跑到解放军总政的部门去讲理，说“我说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难道有错么？”，人家连理都不理他就轰他走了。他以为解放军就该讲理，我闹不清他为什么干这种傻事。

刘：科大最近58－60级校友聚会，要给刘达塑像。

李：刘达可能是61年左右到科大的。文革开始时他把方励之这些很有才华的人调到科大去，文革后期，他把文革前没有毕业的学生找回来“回炉”；刘达到了清华之后也把很多案子清理了。刘达到了清华之后就试图了解钱伟长的案子。反右时张劲夫曾得到毛主席亲口指示，少把科学家划成右派，但因为蒋南翔治校，钱伟长一直没有办法平反。刘达治校时，蒋南翔正当教育部长。一直到蒋南翔从教育部长去职，钱伟长才得到公正的待遇。

桃李春风育芳华

刘：您1961年到1966年在科大教授英语，当时采取怎样的教学方式？那时中国的对外交往相对滞后，您们如何保持与国外信息的接轨？

李：我当时唯一的选择是教英文。系里是一个北外毕业生主管，我说我可不懂语法，你给我介绍一本英语语法吧。她就给我介绍了干西纳语法。当时我们国家迷信苏联真是到家了。

第一我总是主张大家要读，因为我从小这么读出来的，小时在教会学校，大学在西南联大，又是美国人教的（不是真正的美国人，是清华的华侨教授）。他们都是用英语解释，要求学生提问也用英语，这比较自然。我还分析不来语法呢！第二年就让我指导专业课阅读，这也是试点。学生念了一年外语之后，念科技书念不懂，就给了三四个系的学生（自动化系、计算机系、力学系、物理系）。我就请专职教员给我推荐一本理论物理及与自动化、计算机有关的书。于是我们就按照那书本去学。我感觉那本计算的教科书最没有意思，最简单^_^，没有太多句子让老师解释。我总是让学生先预习第一章，上课时告诉我有什么问题，他们提了问题后，我再反问他们几个句子，看看他们是否理解了，然后就和大家一起讨论，专业问题我不懂，我是边教边学。我必须上课之前自己读懂，不懂的到课堂上去问学生。这挺有意思。当然班上有哪些学生，我记不得了。

王：我印象中，用专业书也有不好的，李先生教我的课本是许国璋英语。专业书籍里头只有知识，没有文化。所以我不赞成英语使用专业书籍。我们要学好的英语，不一定学难的。我曾经见过清华的英语书，太难了，难的东西不一定是美的，许国璋英语不见得每篇都好，但多数是美的。第二个，李先生能让学生引起对英语的兴趣，我们是高高兴兴的去上李先生的课，起码我们当成一种享受。现在我只能举出一些例子，讲到语言学家叶思普生这篇文章时，李先生就拿葛传槼的文章给我们看，葛传槼是中国人，但是英国人编牛津词典要来找他。叶思普生，丹麦人，也是英语学得好的，英国人学英语要跟他学。 李先生拿这些东西来熏陶我们，培养我们的兴趣和信心。第三，李先生培养我们识别好英语与不好的英语，只能识别正确与错误的英语这是不够的。李先生介绍中国人写的好英文给我们看，就是用宋庆龄的文章。她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美。我们总的印象是，我们喜欢她的课。

李：我曾经为教学的事情做过调查，我问钱学森，英语怎么学出来？钱先生说，“这有什么好学的啊？念两本好的英文小说，这小说很吸引人，你就急着念下去”。当时我为了找一些中关村能找到的科学家，例如汪德昭院士等，了解他们是怎么学外语的，说明外语教材应属于文化课。后来教育部编写大学英文教材时，需要一个搞研究生英语教学的教授，有助于大学英语教材与研究生英语接轨，于是把我找了去。

刘：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的《大学英语》教材。我学的英语精读编委第一位就是您。好像是复旦一位老师主编的。

李：主要是复旦的这位老师。我提了一些建议，例如这套教材的编写方法。还有大学英语如何与研究生英语接轨，我给教育部提了一个建议，别让学生老是考试考试。学生要是能通过英语六级，就别让他考英语，直接去读研究生好了。

刘：有一段时间，学生如果通过了六级，研究生入学考试可以不考英语。

李：对。现在不是托福、GRE都改了，因为发现中国学生考试能力太强了。学生能考650、660，现在要考听力和口语。咱们大学英语是四会，真正做到不容易，但是它的目的是什么？比如从阅读中，可以学到写作，所以我们挑选最好的文章做范例，让大家看好的文章怎么开头、发展和结尾的。这样就可以学会写作的技巧。这是我上课给学生讲的。学英文不是让学生学会ABC，比如这篇文章是科普的，也许跟专业无关，可能可以给你一些启发，人家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我们有些文章是谈科学的前沿，希望给大家一些启发。另外我们选的很多文章是哲学方面的，有关为人处事之道，都希望给人启发。希望让学生养成流利的发表意见的习惯。比如我们最近编好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英语教材，不是科技英语，我们这个教材等于是文化课，有科技前沿的发展趋势，也介绍了很多国外的风土人情。不单纯是为了教教科技英语，所以我就讨厌研究生院有些人老在说我们这科技英语办得如何如何。如果说我有点什么特色，那就是我好多想法都和当前的时尚相反。

刘：郭院士是中国核弹之父之一，您是何时才开始了解他的工作？1999年，党中央和国务院表彰了23位“两弹一星”元勋，江泽民主席为他们颁发了金质奖章，您出席了表彰大会么？

李：我很晚才知道，不过对这些事我能猜到。加加林上天之后，科学院就找钱学森、郭永怀等人开会，接下来又讨论这事在中国搞是不是有可能，最早搞原子弹还是科学院的，科学院做的主要是理论研究，没有这么多钱去做工程。

王：包括导弹和火箭都是科学院先做，并促使国家下决心。

李：我参加了江主席召开的颁奖会，台上坐的是健在的元勋们。已经去世的这些人的家属，也都请了，我们坐在台下。后来他们也把奖章送到我们家来了。

刘：在科大四十五周年校庆时您要将这枚金质奖章捐献给科大收藏，科大还要设立郭永怀奖学金，是么？您是出于怎样的心愿？到时是否会到科大去？

李：9月份我可能会去合肥一趟。需要我9月17或18号到，可能要呆三四天。我需要安排出来。

老郭的“两弹一星元勋奖章”，我一直想捐出去，到底捐给什么地方有点纪念意义呢？这种奖章无非是起点教育作用，我想力学所已经有了钱学森手稿的原件。其他博物馆也有很多人捐。国家表彰的两弹元勋中有好多跟科大有关，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处理？我想捐给科大比较合适，毕竟这些得奖的人都是当年科大的系主任和教授。

刘：作为科大学生尊敬的师长，能否请您给科大年轻的校友和在校的学生一点忠告？

李：我跟科大领导也有沟通，提到过些。朱校长告诉我要搞郭永怀基金，我提议奖金就给研究生，不一定要是力学系的，但是要写出最优秀的论文的。这个学生应该热爱祖国、热爱科学。他们拟的章程有一条是听党的话之类的，我认为党说的话有的该听，有的就该考虑考虑。咱们党犯过多少错误？（王：要服从真理）对，我主张学生自个会动脑子，去分析问题。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分辨真伪，过去我们上当受骗多少年，现在觉悟，所以需要开动脑筋，分辨真伪。

我特别跟朱清时、郭传杰两位说过，现在不太可能请科学院的大科学家去科大上课了。最好请那些五十年代的大学生，现在多数刚退休的科技工作者到科大教书，他们不少人有教学经验，基本功扎实。在研究所工作了很多年，有科学前沿的感受，讲出来肯定不是那种干巴巴的课程。如果他们两个这事不做，科大可就完了。

现在是导向错误。媒体从不去讲怎么发挥老年人的作用。讲的都是怎么发挥年轻人作用。年轻人要培养，要鼓励他们不断充实自己，但是不能拔苗助长。

王：年轻人要培养，但是不能只给他钱，忽视培养。只给他们钱和权，这是危险的。如果考察一个人，他没有其他本事，就是年龄够了，有些人自己不搞研究，却有文章，可以去买，这很糟糕。

李：凡是有点见识的，肯定是反社会潮流而动的。当年汪德昭真是拔苗助长，他必须这么做，因为他急着用人，这学科是新建的。汪德昭写信给邓小平，然后邓小平让北大即将毕业的挑了最好的23个学生，送到声学所，汪德昭给他们开课。他们这么做，拔的是好苗，现在还有好多个在舰队和研究所里当研究领导。

刘：谢谢您接受科大校友基金会的采访，感谢您为培养科大学生所付出的劳动。祝您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