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大校友基金会推出《校友风采》访谈，旨在推动科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思想交流，分享杰出校友的创业经验，促进科大人的事业成功。《校友风采》所有内容并不代表中国科大校友基金会观点。

Photo Download:姜岩主持新华网汤洪高书记专访；   姜岩与杨振宁先生在一起；   与新华社科大校友毛磊和吴伟农在玉渊潭；   与陈芳允先生讨论给江总书记的报告；   姜岩主持中央电视台2003年元旦新年科技论坛

       泪别星船夜未眠

              刘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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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采访录音整理，有删节，未经姜岩本人审阅）

刘：姜老师，首先感谢您接受校友基金会《校友风采》栏目的采访，祝您新年快乐！

姜：非常感谢。大家都知道，科大校友特别抱团，因为校友不多，又远在合肥，都属于精英阶层。毕业后对科大的怀念、对过去的美好时光，比其它学校来得强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我也特别感谢像你们（校友基金会）这样为我们校友做一些很琐碎，又很有意义的事情。

傲气之辨

刘：是的，作为志愿者，我感到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姜：我当时在科大也做学生记者，采访过很多著名校友，例如五笔字型发明人王永民教授；上海市组织部长赵启正；物理所赵忠贤院士。当时他们给我的教诲感触也很深。

刘：您提到"科大校友特别抱团"，我特别有感触：张树新女士说科大学生有自恋情节。

姜：当时科大学生确实有没把北大清华放在眼里。大家都很自豪，少考一门照样进北大清华，这种自信和现在科大学生不一样，有点过于自傲。我记得我在学校时学生还有一场很大的辩论，一派观念是科大学生应该谦虚谨慎，一派观念是我们科大傲有所恃，他们认为"我们确实有自己的本领和才华，应该傲，不傲不行。"

刘：最后哪一派打倒了另一派？

姜：最后钱临照老先生出来，首先是肯定了科大学生的闯劲，也就是现在说的创新精神，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第二就是人应该保持一种谦虚的作风，这样百尺竿头才能更进一步。当时对我来讲感触是很深的。

回过头看，科大学生的傲也和地域的闭塞有关系。我们一到北京，住在大学部，老师就叮嘱我们从小地方来北京，注意点，马路宽小心，买东西的时候，问清价钱，不要被人坑。我们就觉得与在合肥受到的宠爱不一样。当时正值四十周年国庆，就想怎么也得给几张票吧。老师就说你们也真敢想，科学院才给了八十张票，科大仅仅是科学院下属的一个单位，你们仅仅是科大的几个学生，也能有这个想法？我们就触动很大。

正是因为这种闭塞，给科大带来许多实质性的冲击，包括八十年代科大学生的那种傲气，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我回科大跟学生聊天，问最好的学生去哪儿？他们回答"当然去清华啊！"这在某种程度上想起来心里很失落。所以我们特别抱团，不希望科大衰落下去。我们当时一流学生考科大，只有二流的学生，考不上科大就报报清华。

拿自己的笔，讴歌自家人

刘：请问您是不是在青岛一中的时候就有做记者的理想？

姜：那不可能。我进了科大三年级之前，只有一个梦想，就是当科学家，当爱因斯坦。

刘：您当时进了6系（无线电系）？

姜：对，那时候也没有15系。那个年代，就是要当科学家，只有两个偶像，男的就是爱因斯坦，女的就是居里夫人。我中学参加全国数学物理竞赛，成绩也还可以。当时科大招生也必须有这些成绩。我在青岛一中的时候就办过报纸，但只是当成业余爱好。那时风气是学习好的不去学文科。高考我语文也是山东省第一名，但我没有当成正业。进科大后，我办过几种杂志包括《晨钟》，一年级时就创办过"鹿鸣社"，它曾经是科大最大的社团之一，也做过学生记者，后来担任校团委委员，负责宣传和监察工作。

刘：那您大三是放弃当科学家的理想转到15系这边，是不是经过了很大的心理斗争？

姜：三年级有一件事对我刺激很大，当时咱们国家同步辐射加速器实验室在科大建成。我作为学生记者，深入采访半个月，有时吃"住"也在一块，了解很深。这些科学家非常可爱，奉献精神非常好，写了一篇通讯《燃烧生命的人们》，这些人燃烧自己生命把光释放出来，我当时投入了很深的感情，觉得写得不错。为什么能够触动我？当时知识分子不受重视，不是宣传重点，有人认为给他们翻身就不错了，还要什么宣传，当时主要是宣传工农。我自己发现这些科学家的事迹非常感人，甚至远比那些当时树立的工农典型要感人。当时也有媒体做过报道，其中就有新华社同志去，组织了一次座谈会，然后写了一篇通讯，我感觉写得不如我^_^，因为他没有投入啊。我就感叹，这么可爱的人，就这么受媒体的忽视。座谈会根本连单个谈都没有。后来入了这行才知道，这个记者非常不容易了，能够到基层，花半天时间做调查，不像现在有的记者，拿了红包，新闻发布会都不听就走了。后来我和这位记者很熟，他是很不错的记者，不过他到现在还不知道我的这段经历。我们这么可爱的科学家，为什么我们学科技的人，不能拿起自己的笔，讴歌自己的人呢？这是很朴实的想法，却很关键。我当时就和校刊司有和老师谈，正好科大组建15系，就转到这个专业来。人生中往往有几件事情改变自己的命运。我后来问校刊校广播台要这个稿子已经找不到了。现在我也不可能花半个月挖这么一个典型，写这种好稿子是要花心血的。

刘：我遇到过有好几位感动我的记者；也知道有记者热衷出短平快的新闻，为了红包而创作。您如何看待这种不正常现象的后果？

姜：这是全民族的一种浮躁情绪，很少有人坐下来踏踏实实干事情，包括学术界，论文数量，把科学家压得很沉重。说起来我们民族历史很长，但我们现在的民族其实太年轻，新中国成立50多年，改革开放也就20多年，还远不成熟，真正成熟的民族心态会很平和。所谓大象无形，大音稀声。发达国家民族心态比较平和，比如在美国他们不像我们每个人都想当老板，创业、发财。所以我们需要时间。比美国更古老的是欧洲，他们王室有的提倡过平民化的生活，有的出门做公交，也爱买便宜货。总体来讲，你讲的是全民族的现象，都存在这个浮躁的心理。新闻界尤其显得浮躁，因为媒体算是社会各阶层（心态）的集中反映，我相信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心态会逐渐消失。我也相信鲁迅先生说的这句话：无论在哪个年代，中华民族总会有一些被称为脊梁的这些人在默默工作的。无论学术界还是新闻界，他们在认真做事。

刘：很高兴在新华社发现非常多的科大校友。单从新闻专业来说，科大并不像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那么出名。您作为新华社国际科技编辑室主任，身边肯定也有人大复旦学生，您认为他们有什么值得科大学生学习的地方。科大学生除了比较好的科学素养、数理基础之外，还能有什么优势么？

姜：首先新闻认为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工作，新华社老社长穆青，就高中毕业，但是笔杆子多好，写焦裕禄多感人。大学新闻系的教学和我们方向不一样，他们研究的是记者写出来的东西，就像文学系不一定出作家那样，中文系能出多少作家？不好讲。只要你给他机会，可以入门，缺什么可以补什么。实际上新华社招新闻专业的并不多，多数招的是或者外语强、或者科技背景好、或者有国际政治和经济背景的。

刘：一点新闻背景没有的新华社也要么？

姜：也有，而且不少。但是最好有作品，热爱这一行。

刘：我理解，正如张树新说，商学院不能培养企业家，只能培养给企业家打工的人。

姜：这个某种程度是对的，而且作为科技新闻界，科大在这一行是坐头把交椅的，培养毕业生最多，影响最大，历史最长，这是国内公认，国际也认可。我们有自己的特色，影响力也相当大。

刘：最近伪科学、假科学报道层出不穷，备受争议，例如基因皇后、珍奥核酸。有记者是因为素养不够上当，也有记者出于经济利益而为之抬轿。您作为高产记者，有没有这种上当受骗的经历，您如何避免这种尴尬？

姜：国内科技记者不多，能够称得上科技记者的，新华社这批科技记者有理工科科技背景，外语又好，又继续深造。其他专业报社也有一些。大部分是一般的记者。

科技记者西方是很受重视的，叫做Science Writer。从某种意义上讲，托夫勒、马克思都做过科技记者。做科技记者，除了新闻报道本身，还需要有很深的调研功底，对科技本身要有研究。我的很多作品，《新华文摘》作为学术文摘转载，对中央决策也有影响。因为我真正研究下去，我自己出过八本小册子。知识经济我是最早提出研究的学者之一，我本身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学者，我也获得过科技工作者的称号。而且我们这个行当从今年开始可以评院士。在美国，有的调查认为，卡尔·萨根地位比美国总统还高。某种情况下讲，曾经有个比喻，科学家是专科人才，就像匠一样。科技记者或许是一个帅，决定宏观的发展方向，可以做整体判断。《瞭望》杂志刚发表了我的文章《世界科技展望》。某个领域的专家不一定敢这么展望。有时专家是窄家，博士是窄士，这是很大的弊端。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全世界范围内，没有科学大师呢？就是因为没有融会贯通，没有站得高、看得远的科学大师，多数看得太窄。这是很悲哀的事情，一方面是学科越分越细，另外大家都有浮躁心理，全世界各地，都是为了出论文，出成果，都围着这个转。很难静得下心来。

掰开世界之门

刘：您曾经担任三年的新华社驻英记者，这期间月均发稿量是120条。我想高产的背后是丰沛的人际关系，很多人认为英国人性格相对保守，您在英国是如何迅速建立这么庞大的关系网络的？

姜：我在英国呆了三年，遇到一些大事，例如李约瑟先生逝世、黛安娜去世、香港回归和克隆羊多利问世。你讲的不错，英国人是有这么性格，但是英国人非常可爱，我有一本书专门写英国，称他们为暖水瓶性格，外冷内热，很难接近，但是接近之后，就是永远的好朋友。我的很多英国朋友过生日，他们还寄来生日礼物，从英国到国内来，必然要来我这里看看，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

我认识到，无论那个国家民族，当他认为你是为事业、集体、民族的利益服务的时候，他的佩服那是发自内心的。我刚到英国的时候，拜访他们外交部新闻司官员TONY RICHMOND，我给他讲了一个门缝的故事：我们中国人了解世界的窗口非常窄，我们只能通过门缝看世界，我们是拿着纳税人的钱，和他们说话当然要用他们的语言方式，不能说党和人民派我们出来。coin by coin（一个硬币一个硬币）积攒起来的，让我们出来工作，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把窗户缝打得大一些，我们有十三亿人口，我也用的他们的话来说，和你们英国人一样也是children of God(上帝的子民)，你们西方公民多自在看很多的新闻，我们也应该有这个权力。您能不能帮助我把这个门缝打得大一些，当时Richmond先生就非常感动，每次他们搞活动，靠抽签，每次基本上我想去都抽我，临走前，他开玩笑，说你运气很好，我说我知道是你帮我的^_^ 。当你为一个民族的利益而奋斗的时候，哪怕意识形态不一样，都很支持你。当时英国新闻界给我去了一个外号"Window Opener"（打开窗户的人）。1997年夏天，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有一次宴会，中国人就请了我们两口子去。表彰对我们促进中英交流的贡献。(刘：您还保留了这次宴会的照片么？) 没有，里面是不允许带相机的。请柬或许有，这说明还是得到大家的认可。这倒不是讲什么空话，什么叫动力？这是一种精神，我在英国也好，回国也好，工作也是很玩命的。我多发一条稿，可能国内读者就多了解一条科技新闻，说不定那个孩子就因为这个对科学产生了兴趣，或许他就成了科学家。所以这是一个动力，同样来讲，少发一条稿，可能中国读者就一辈子就没有机会了解这个科技新闻，这是我的罪过。我当时很累的情况下，也就是靠这个动力提醒自己，一点不空。我觉得必须要有一个远大理想。

刘：您刚才提到在英国经过几件大事，例如黛安娜逝世、香港回归。您作为科技记者，是不是也必须参加其他方面重大报道的救急？

姜：驻外记者，所有的活动必须参加，所谓科技记者，只是以科技报道为主。其他所有活动，我实际上主力，因为记者必须是一专多能。

刘：您在英国经历了香港回归，实际上一个非常特殊时期，您感受到英国人的心态如何？

姜：应该说比较微妙。没落帝国，可能大家到了英国，呼吸呼吸它的空气，都能闻出一点腐朽的味道。一个民族，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和中国欣欣向荣的局面是不一样的。这个可以感触到，五大洲我几乎都转过，发现民族确实不一样。

刘：刚才您提到英国是一个没落帝国，英国引领了全球科技的发展，现在和美国相对已经落伍，您怎么看待英国科技发展的潜力？他们的科技体制有什么缺陷？哪些地方值得我们国内同行学习？

姜：英国科技还是比较强的，世界上排在第四第五，成果首先比我们多得多，特别是重大的基础研究。在一些领域，它是超前的，比如生物医学领域，克隆技术是他们首先搞起来的，医药方面，GLAXO－Welcome公司，搞得都比较大。英国的科技体制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但是所谓的缺陷，毕竟是一个岛国，由于先天性的限制，无法和美国比，如果英国和美国连在一起的话，可能就不会有美国。就像当初的俄罗斯不过是莫斯科公国一点一点发展起来的啊。话说回来，作为一个岛国，英国已经远远超过了它的极限，就是现在它的水平，也已经非常相称了。

刘：作为一名科技新闻记者、科普作家，我想您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跟踪当前科技的进展，我知道除了新华社的工作您还有大量的电视台和社会兼职工作，您是否感到力不从心？特别是面对这些精力旺盛的年轻人？您认为怎么才能让自己不落伍？

姜：我相信时间总是能够挤出来，主席讲过要十个手指头弹钢琴，管理自己也像管理单位一样，这里我非常赞赏江泽民同志讲的：有所为，有所不为。当时1993年，我和王大珩、陈芳允先生给江总书记打了一个报告。江总书记做了一个批示，这是至今为止给科技界最长的一个批示。并转给宋健同志"认真研酌"，这里提出了"有所为，有所不为"，主要是纳米技术。毛主席曾经说过，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所以要善于抓大放小，真正管关键的，我去做。别人能做的，给别人提供机会。因为这是机会，让别人锻炼这样才能锻炼出一个团队。要有一个博大的胸怀，这样才能水涨船高，所以我觉得人要有大智慧，不要耍小聪明。我社会工作很多，但是我愿意抓大放小，比如中央电视台新年科技论坛、国家科技奖论坛，别的主持人不敢碰，可能对科技的理解怕不够。我愿意花代价去做一下，我感觉累是挺累，活也挺多，但可以承受。平时我也做一些很玄的科学研究。我纯粹是好奇心驱动的科学研究。我继续做宇宙热力学方面的研究，我提出的宇宙热力学的二定律，和咱们的普通热力学二定律是互补的。从道教、从易经出来的，这完全是好奇心驱动的，比如我提出时间双箭头的概念，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大的突破，也正在准备这些论文。

刘：您提到的宇宙热力学的研究，这方面的想法是否和专家探讨过？

姜：探讨过，他们认为很震撼。宇宙热力学定律。我提出来，能量不守恒，熵是守恒的。正好和二定律是互补的。时间双箭头，我们都知道时间是单箭头，这是普里高津提出的箭头，不可逆，熵只能增不能减，宇宙只能从有序演化为无序。但是人们考察宇宙时恰恰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时间还有另外一个箭头，从无序到有序。物理学考察物理学现象时，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生命现象，我们人类的智力。你看我们多有序啊，所以我们是有序增加器，你看电脑、办公桌咱们多了多少有序的东西。热力学第二定律是有序趋于无序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还是一个负熵的增加，比如星系的形成，恒星系的形成，都是趋于无序。当然这个很玄了，我有一个数学模型，是否能成？正在细化。我还是自认为可能成功的，如果可以成功的，我认为他是划时代的。这是最根本的一个实质性回答。对时间这个概念，牛顿、爱因斯坦很困惑，普里高津也没有解决这一问题。

刘：我们也期待着这个理论的成功，将来科大会有更多的学生从事媒体工作，您对他们有什么期望和忠告？

姜：要学会一种能力：学习的能力，与人打交道的能力，管理自己的能力。各方面都要学会，而不是具体的知识。所有学的知识都会忘记，就像我们当时做的基米多维奇七卷，我是一道一道做过来的。现在我做研究时，回去查查数学手册，发现忘得都差不多了。具体知识很容易忘掉，能力是永恒的。现在我很自信给我一个相对大一些的、不是太专深的领域，我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适应它，通过资料和实地调研，可以在宏观上弄得八九不离十。我有这个自信。

刘：您提到基米多维奇，当时六系也要学《数学分析》吗？

姜：学啊。六系当然要学啊。

刘：现在六系我的印象学的是高等数学C。

姜：是么？我感觉到科大八十年代好的传统就是数理基础特别强。实际上我们当时学的数学教材是北大复旦数学系的教材，我们数学系的教材是自编的。我们的数理基础打得很扎实，上课的都是大家，很有名的教授。这点科大现在把扎实的东西丢掉，有点可惜，当然学制缩短了，四年也不容易。

作别哥伦比亚号

刘：媒体在中国变成了"朝阳产业"，培养新闻人才的院系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国内高校，2001年，高校有240多个传媒相关的院系，而2002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300。《联合早报》等媒体认为增加过快，教学质量难以保证。您认为这是好事还是坏事？科大的科技新闻专业您给了很高的评价，将来的发展应该有什么措施？

姜：这么多院校重视媒体的研究，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是一件好事。积极性应该提倡，中国13亿人，我们规模还远远不够。与媒体的总数、影响力还是培养媒体从业人员，与实际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也与中国媒体发展有很大差距，现在像雨后春笋这么来上，泥沙俱下，整体是一件好事。总要跌跌撞撞才能成功嘛。另外媒体确实一个朝阳产业。为什么？大家吃饱了，穿暖了。人的需求当然是沟通和理解，这也是媒体根本的目标。现在新媒体发展很快，给我们一个难得机遇和挑战。对于科技大学来讲，还是那句话：有所为，有所不为。强调、突出自己的特色。要和别人拼别的特色，比如电视主持，怎么可以拼得过北广呢？科大我们回去挑了好几次（科技）主持人，挑了半天没有挑出一个像样的来，可能表达不行，可能口齿不行，可能形象不好。形象好的就没有挑出一个来，一直到现在。

刘：没有形象好的女生？

姜：都不行，女的男的都差一些。包括男孩子，因为没有经过训练，气质各方面都达不到。科大男生工作锻炼之后可能有他的魅力，但是在学校时，离上镜的差距还是很大，应该说很有潜力，但是现在不行。真正合格的还是太少。所以我们要突出自己的特色，我们的科技传统，扎扎实实的做。

刘：今年的大年初一晚上10点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我注意到您当晚就采访了北航的一位院士，大年初二新华社就发表了李雪梅和您的署名文章姜岩《人类进军宇宙的决心不动摇》。实际上您当年初一晚上就开始了采访，看来今年的春节又是您值班，请问您在什么时候航天飞机失事的消息，当时您在哪里？

姜：航天飞机这件事我们都是盯着的，初一正好是我值班，前方那两个记者也是我们科大的叫毛磊（8815校友）和颜亮（9315）。我在办公室里住了四天四夜。

刘：就盖的是这床被子么？（办公室有一床被子）

姜：不是，在另外一个房间。

刘：做记者很辛苦，做不好会被读者骂；做领导很辛苦，做不好被部下骂。但是我知道作为记者在新闻界有很好的声誉。我认识您的部下也说您是一个好领导，因为每次过年过节，最困难的几天，总是您来值班，他们说领导这样的真的很难得。您是否觉得这份工作太累，您的太太和青岛的家人是不是有意见？

姜：有一定的意见，关键是要善于做工作。要善于管理，你是男人，将来结婚也要注意。你要是自己的老婆孩子都管不好，这个怎么能行？^_^要把自己的健康和事业都管理好，老婆还是管理好，把丈母娘、丈母爷哄高兴了，然后在腾出时间作自己的事业，修身、养性、齐家、治国然后可以平天下。

刘：看来您现在还可以镇压您太太的意见？

姜：那个没有问题，还行，她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_^

刘：我们知道您为科大宣传做了很多贡献，包括霍金访华您对朱校长有电话采访、在中央电视台对朱校长进行过多次访谈；十六大期间您主持了对汤洪高书记的专访。宣传工作一直深受科大重视，科大也很注意把握宣传的机遇。但是校友对学校的宣传工作期望更大，有些校友觉得学校的知名度还不够。您作为资深的新闻记者，您对科大超越地理劣势，获得更多的嚗光机会有什么建议？

姜：应该说这些年科技大学在宣传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无论是汤书记还是朱校长都非常重视宣传。这是科大很重要的进步，很不容易。十六大第一天我们请汤书记到新华网，汤书记是中央委员，很热情的宣传科技大学工作，虽然这也和我们校友想为科大宣传工作做贡献有关，但是他配合啊，中央委员可不是想请就来啊。但是汤书记就这么亲近的和我们聊天。朱清时校长对宣传抓得非常的好。比如在中央台，我做主持人，他做嘉宾，做了五十集电视节目《科技史的伟大瞬间》，在一套、二套、四套和十套连续的播，播了两年。

刘：朱校长在全部五十集电视节目出现了么？

姜：对，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科学家连做五十集的电视节目，唯一的院士。说明咱们校领导在宣传工作上花了很大功夫。但是科大先天不足，地处合肥。如果在北京，记者肯定会像苍蝇一样的扑过来。^_^，甚至不需要搞什么新闻发布会，但我们远在合肥，这是很大的缺陷。在合肥尽管有优势，但损失也是比较大的。这种情况突出问题是怎么抓宣传。北大清华的校庆，甚至连北师大校庆，江总书记都出席，哪个媒体不报？但是让几个常委到合肥去，很困难。在北京肯定不同，毕竟中国科技大学是毛主席、周总理关怀下，小平同志亲自关心下成长的一所新中国大学。老一代领导人说嘛，北大清华那是旧中国留下的，新中国要办自己的大学，理工科就是科技大学，文科就是人民大学。因为地理缺陷，我们吃亏比较大了，只有主动出击，把它上升到比北大清华宣传工作更高的位置上，才有可能和人家差不多。科大可宣传的点特别多，但是很受地理限制，就像一个漂亮的姑娘谁要你生在农村呢？至多嫁给一个勤劳的万元户，如果生在城市豪门，从小就会有好多人追你啊。

刘：您以前听过校友基金会么？

姜：听说过。校友基金会成立的时候我从网上知道了，那是我在英国时，九十年代中期，当时我觉得很振奋，很受感动，因为有这么一批人为科大的前途，科大学生的前途而关心、付出、奉献。如果没记错，也给我联系过，当时英国也有几个科大的，我们也拥护过，捐没捐款记不清楚了^_^。也搞过类似的活动，其中有饶子和，他是牛津大学博士，清华大学生命研究中心主任，973首席科学家。他做得很不错，你可以去采访他。

刘：谢谢您的帮助，我的采访对象大部分还是来自采访对象，张树新女士曾经开玩笑说像老鼠会似的，她本人也为我介绍了诗人简宁。关于基金会，我们最想了解您对基金会的宣传工作有什么看法。国内外媒体对基金会有一些报道，比如海外校友回访中国，爱心奖学金，包括2002年基金会颁奖典礼，但是我们公众知名度还不够高。请问我们如何抓住眼球？

姜：我们这一块新华社对基金会非常支持，这与我们驻美国的科技记者很有关系，一个是华盛顿科技记者是科大的，两任都是；洛杉矶分社科技记者两任也都是科大的，你讲的几件事情，我们都有报道，很多稿子都是我处理然后发走。为了科大，也是为了我们国家的科教兴国。作为一个基金，和企业一样总是有一个形象的树立、传播问题。这方面要花大的力气，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或者说眼球经济时代，更加重要。我希望很多像你们有热情、有能力的、有奉献精神的人加入到基金会中来，多为基金会做贡献，众人拾柴火焰高。

刘：谢谢您，也希望基金会的宣传工作得到姜老师更多的（姜：这个没有问题啊）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