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大校友基金会推出《校友风采》访谈，旨在推动科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思想交流，分享杰出校友的创业经验，促进科大人的事业成功。《校友风采》所有内容并不代表中国科大校友基金会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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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顿女杰翻案惊奇

              刘志峰（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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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采访录音整理，有删节，未经陈雪生教授本人审阅） 刘：陈教授，感谢您接收中国科大校友基金会《校友风采》栏目采访。

寒窗苦读三兄妹，同上金榜天下知

刘：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求学过程中有很多曲折。771的有位学生先考到江西工学院，科大老师打报告到中央，然后拿着中央批示让江西省教育厅放人。您报考科大是否顺利？

陈：我没有什么曲折，76年高中毕业，唯一去处是下乡。77年底父母把我叫回去准备参加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离考试只有一个月，我赶紧把高中课本捡起来。高考是12月份，糊里糊涂赶考。科大是我的第一志愿。当时高考是新东西，没有人知道还可以考试上大学。（刘：以前是推荐？）对，工农兵学员。当时我哥哥姐姐跟我一起考。（刘：都考上了么？）都考上了。当时在蚌埠还上了报纸。他们两个报的是文科，比我大五六岁，所以文革对他们影响较大。

刘：文革刚结束时，科大环境挺差，师资力量损失殆尽，那时您为什么要报考科大，是不是因为离蚌埠比较近？

陈：当时国家政策有非常大的改变，特别强调科学，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富强。那时科大名声特别大，远远超过清华北大。（我）报考因为她名声是No. 1。我上小学时，科大已经搬过来，所以我感觉科大一直在安徽，当时觉得很好。那时去科大的都确实是全省最优秀的。

刘：科大五年在您记忆中留下了什么？回想起来有没有什么遗憾？

陈：我们77级是78年春季入学，我记得很清楚是3月8日进校的。在科大学了四年半。那届学生学习特别刻苦，非常自觉，大家都很喜欢学习。很大原因是很多人从农村、工厂来，很珍视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好像没有什么遗憾，也不认为科大有什么条件没有提供给我们。其实大部分教过我们的老师都是一流的，比如温元凯，吴杭生，张琪瑞，张裕恒，张家铝，王仁川等教授都是很有名的。

刘：要玩命的上科大，除了学习，有什么业余爱好给你们带来快乐么？

陈：当时下午一般都没有什么课，快吃晚饭时，大家都出去玩啊，打打球，跑跑步。我那时和有些女生喜欢打篮球，满场跑。我就是打打球，溜溜冰。那时没有真冰，我就在室外篮球场滑旱冰，我的冰鞋也是从体校借的。水泥地板，四个轮子。我觉得挺好玩。

物理人生

刘：82－86年，您在中科院物理所研究超导，我们知道八十年代，出现了一场高温超导竞赛，物理所的赵忠贤老师领导的小组，也几度领跑，曾经是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热门人选。能不能介绍您做的研究，是不是在赵老师的组里？

陈：赵老师他们在九室（超导物性室），蒋华跟赵老师做。而我在五室（低温室）。我主要搞的是用（低温）超导薄膜去做SQUID器件（超导量子干涉器），是一种微桥弱连接器件，用于检测非常弱的磁信号。高温超导，是我们到美国几个月后开始的。我在中国时还没有任何迹象，当时超导搞了多年，温度上不去。后来突然有一个突破。

我和蒋华是同一架飞机到美国的。我们走时，赵老师送我们到机场；两三个月之后，他还给我们来信，介绍了高温超导的新进展。这时出现了从不同角度寻找超导材料的动向，原来都从金属和金属化合物上找，后来从陶瓷下手，方向不同，一下子有了突破，我们走时错过了这个机会。

刘：您和蒋华老师是科大同学，也是物理所的同事，之后一起到美国留学，你们是如何走到一起的？

陈：这个没什么。我们本来就是同学，后来一起分到物理所。在物理所呆了这么长时间，经常在一起，很自然就走到一起了，没有特别的安排。

刘：谢谢您，不过这个回答没有给我们透露任何的内幕^_^

陈：^_^没有什么内幕，在一起呆久了，感觉不错，自然会走到一起，是特别自然的事情。

刘：您86年赴美留学，当时是通过CUSPEA出去的？

陈：不是，我们是到物理所工作几年之后才走的。我们科大同班的同学有些是通过CUSPEA走的。我们开始没有想到出国，觉得物理所挺好，后来有同学从美国回来，觉得美国也挺好，可以拿奖学金，读博士。受到同学的影响，想出国去见见世面。于是就决定出国，看看美国怎么回事，好奇心是很大的因素。

刘：80年代学物理的学生，大部分都转行了。您是否想过要转到一个赚钱更多、相对不怎么枯燥的行当里去？

陈：80年代学物理的，毕业大都是80年代底90年代初，那时美国经济比现在还遭，学什么的都找不到工作，所以那时做博士后的人特别多。后来计算机行业首先变好并且工资很不错, 自然很多人转行搞计算机去了。我没转行，是因为我很幸运：我这个教授位置当时有四百人申请，最后我得到这个位子。后来美国经济变得很好，比如两三年前，好得简直不得了。我也考虑过到工业界，除了钱赚得更多，也觉得新鲜。98年我去搞光纤的CORNING（康宁）公司工作了几个月，后来还是决定回到学校。即使去公司也不是改行，因为我还是搞光学。

刘：您的物理学研究曾经做出过很多出色的成果，例如您发现了激光晶体发光光谱蓝移现象、设计了半导体薄膜非解体光学检测法，能否请您向多数不懂物理的读者，浅显的介绍您的研究工作？

陈：我的研究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激光晶体，这些晶体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激光器。我集中研究它的基础性质。看它的能级与能级之间的能量转换、机理、对每条光谱线的激光效率会有什么影响。我是做激光晶体的光学研究，自己不去做激光器，但这对做激光器的人特别有用。另外一方面就是半导体，我在空军实验室做过一年多，和他们一直有合作，他们感兴趣的是用半导体薄膜去做器件，比如半导体激光器，怎么用光学的办法去检测半导体薄膜基片，质量如何。这些薄膜都有很多层，不同的半导体材料，要了解每层均匀性如何等等，因为不能把它切开，用扫描电镜和透射电镜去看，那样基片就不能用了。怎么能够不破坏基片而用光学的方法，用发光或者反射，通过它的光学特性计算整个基片是否均匀、厚度是否合适，有没有缺陷？这对最后能不能做出半导体器件关系很大，特别对大规模生产线尤其有用。

刘：您的工作得到了美国空军和航空航天署的支持，是不是因为这些器件可以用于航空材料的制造上？

陈：我和NASA的合作，是因为他们想做高效率、高power的laser，然后用laser去检测大气层的化学成分，例如二氧化碳、水汽，还有浓度，此外大气层中一些飞行物的速度，距离多远。我做的很多激光研究，材料是从NASA直接拿过来的。他们需要知道材料的一些特殊光学特性，这样才可以设计功率更大的laser。我跟空军合作的那个实验室主要是做半导体，半导体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器件，比如半导体激光和红外探测等等，都是很有用的。

刘：您刚才提到的例如大气层中飞行物的速度和距离，这些显然有着其军事意义，但是像二氧化碳和水汽分布等等似乎属于基础研究，空军和NASA也会给没有军事背景的基础研究资金的支持吗？

陈：对，但是它支持的基础研究一般和它的project还是有联系的，比如和NASA合作的研究，他们希望得到某个特殊波段的laser，而希望大学去做基础研究，自己不需要做这些，而可以直接去做新的laser。他们必须知道材料的光学特性才能做得出来。因为基础研究花时间，所以他们很愿意支持学校做基础研究。

刘：可能有一些校友不太了解威顿学院，它的特色是不是liberal art? 我们知道威顿学院物理系似乎不大。能否请您介绍一下威顿和威顿物理系的情况？

陈：美国有很多学校不大，但是很贵。威顿可以说是富人学校，学费每年是三万五千美元, 与哈佛的学费差不多；一般的公立大学像麻州大学就大约一万多美元。美国人和中国人观点不一样，中国人可能觉得越大越好，而他们愿意去小学校，因为小的学校有它的特点，更强调师生之间的紧密关系，很多家长希望有individual attention，学生在大学校可能从来单独见不到教授，上的是几百人大课，平时见到也就是TA。所以小学校还是很吃香的。威顿和哈佛、MIT比，没有它们名声大，但还是很不错的，在美国几千所四年制大学中排五十多名。国内听说不多，因为国内人知道的学校就那么几所：哈佛、MIT，伯克利。威顿地方也很不错，在波士顿的郊区，我挺喜欢这个学校。

刘：您刚才提到威顿的学费是三万五千，物有所值，请问除了是小班，可以见到教授，还有什么和高学费配套的优点么？

陈：美国人喜欢地方好，威顿环境特别好，安全，人很nice，在城里很多人不放心，所以愿意出这笔钱。美国有钱人还是很多，家长觉得很放心，愿意送过来。威顿强调综合教育，你要学物理，别的也需要学；什么都学一些。在威顿，大学生一进校就可以直接参与教授的科研项目。我的好几个学生在大学毕业前就和我一起在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了论文。

刘：这可能是美国大学和中国大学的一个区别。

陈：是的。美国也有专门的理工科大学，但不多。一般他们还是强调你最好什么都知道一些。这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美国人觉得liberal art很好，特别是想做领导人的，这个很重要。例如希拉丽·克林顿就毕业于 Wellesley College，一个很小的学校。在四年制大学中这个学校排名六七名。新泽西州的上届州长及现任美国环境保护部部长就是威顿毕业的。这种学校很重视培养综合素质。每年申请威顿的人很多，只有10%的申请人能被录取。上威顿一方面要有经济实力，一方面也是物有所值。

刘：美国大学中由女性担任系主任的不多，而由华裔出任的更为罕见。而您担任威顿学院物理系主任已有数年，您获得提升的诀窍在那里？

陈：没有什么诀窍。首先自己要在科研和教学方面做得比较好，其次要自己想当。在美国强调自己想当。只要想干，才会有可能，才能干好。当然做这个系主任和当时我拿终身教授时的一些风波是有关系的。

从"临时工"到系主任

刘：据说您在争取终身职位时有一些戏剧性的经历，至今公众了解不多，能否介绍一些过程？

陈：91年我到威顿学院，面谈时被告知我几乎不可能拿到终身职位，因为威顿规定：每个系不能给所有人终身职位，而我就是系里的最后一人。学校希望借此保持灵活性，因为拿到终身教授，学校对你就没有特别大的约束了。当时我接受这个教职，因为我很喜欢，此外蒋华当时尚未毕业，仍然在波士顿，我也不能到别的地方去。六年之后我决定申请终身职位，因为校规没有明确规定不得申请，虽然我知道可能性很小。学校对最后一人特别苛刻，从未开过先例。和我一起来威顿的其他系的最后一人，干了几年觉得六年之后没希望都走了。我没有走，因为我和空军、NASA都有合作。我自己想既然有0.1％的希望，就不能放弃。申请的工作量特别大，要对六年的情况做几十页的报告，学校还要在国内外找六七个了解我的工作却又和我无关的人写推荐信。当时对我不利的唯一的理由就是最后一人从未获得终身职位。我觉得这六年我干得挺好，教学上学生对我的评语相当好，科研上我发表的文章数和获得的研究经费在学校名列前矛。我想我可以驳倒他们的理由，于是我去试一试。我抓住了这个机会，说明系里最后一人不能获取终身教授的理由不充分。首先不拿终身教授我要离开，新人来当然不如留住我更有效。其二，威顿原来是一个女子学院，鼓励女孩子学科学，我是最好的活生生的例子，说明女生也可以学科学，做物理，并且可以做得不错。第三，美国学校嘴巴特别漂亮，爱讲要鼓励文化的多元性。我也是最好的例子，可以让学生能够看到不同文化，接触不同地方的人。

报告交上去后，学校的终身教授资格委员会就开会。通常会议半天结束，这个会却开了两天，最后结果还是不行。当时出席的有校长、教务长、还有其他教授。我的系主任打电话告诉我不行。我要求知道具体理由，究竟是因为最后一人不得获取终身教职还是别的原因。我需要他们给我一封信，具体描述为什么我不能拿终身教授。学校规矩是不主动给这封信，但可以要求。当时很奇怪，系主任代表我参加这个会，他建议不要这封信。他说因为这封信很正式，以后找工作需要他写推荐信时他必须附上这封信，万一信上讲我什么不好，对我会有影响。但我还是坚持把这封信要来了，因为我不愿意糊里糊涂地被turned down。看到信后，我愣了半天。这封信说明了每个人的投票结果，系主任投的居然是反对票！申请终身教职，系里必须要同意我申请，必须支持我并且代表我去开会。所有人可以反对，但他必须赞成，否则我根本不会申请。我很生气，直接打电话到他家，质问他"You should have told me earlier if you were going to vote NO!"。可笑的是，他就在那边哭起来了。我就问他，你不同意我拿终身教授，为什么不早告诉我，那样我就不去申请了，你这不是对我人格的不尊重么？他说不出任何理由，只是哭。我于是找到威顿申诉委员会提出申诉并要求调查。他们同意我的观点，但是告诉我申诉几乎不可能改变结果。学校历史上从来没有人通过申诉改变结果。

当时我坚持先在学校申诉，不成的话就到更高的一层去申诉。我感到生气的并非是拿不到终身教职，而是系主任对我人格的不尊重。因为中国人不是很aggressive，我平时大概就不aggressive，他或许觉得我很好糊弄，可以随随便便，当面一套，背后坏事。

最后申诉委员会不得不调查此事。讨论是否授予我终身教授的会议有20多个小时的录音，听完录音之后，他们认为问题严重，系主任发言估计法律上都很不对头。可能与我是女性、外国人很有关系。学校也深知问题的严重性。事实上全国教授委员会的律师已经主动和我接洽了。

于是调查结束之后，学校宣布重新考虑我的申请，这在威顿160多年历史上是第一次。重新考虑我的终身教授申请，并且决定系主任不能再代表我，让我找别的教授。这时别的很多系的主任表示愿意代表我，科学中心的几十名教授也给我声援。威顿重新开会，批准了我的终身教授申请。这在学校很轰动，因为威顿学院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把否定的结果改成Yes的。我这六年的工作挺出色，推荐人也评价很高，大家都不明白系主任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concern，却从来没有对我说过，并且每年对我的评语都挺好。我想一是因为我是外国人，二是他有一个朋友已经盯着我的这个位子。

我觉得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要轻易放弃，Never give up, 哪怕只有非常微小的希望。因为如果放弃，也就肯定没有希望了。许多人没有尝试，很多系的最后一人中途都走了，三四年就走了。没有人像我这样申请。威顿学院系里最后一人不能拿终身教授的规矩现在已经取消了。因为此事，大家觉得那个人不能当系主任，一定要让我去做。最后我只好去当系主任了。在美国种族歧视还是有的，但如果去争取，还是有希望。我们必须了解：不能随便被人糊弄。

为官之道，抓大放小

刘：我们很关心，做为系主任您如何让物理系维持良好的运作？担任系主任的这段时间，您认为干得最棒的一件事情是？

陈：系主任很大的一个责任就是要把提供的课程梳理好；最头疼的事情是美国人本身就比较独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不是随便听你系主任或者校长的。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安排课程，我们提供物理和天文方面的课程，有的人只喜欢教某个课，不喜欢教别的课。这个不做好，将会很麻烦。我做系主任之前，这是系里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所以我提出了一个两年计划，做得比较全面，建立了一个秩序，有组织。我把事情说得很清楚，利弊权衡，让大家无法抱怨。这个计划实施后效果很好，教授们也很满意，一个良好的教学秩序算是建立起来了。然后一方面是经费。如果你不去要，学校给你多少就是多少，一般不会增加。以前物理系的运作经费一直很紧，我上任后把物理系的经费增加了一倍多。我觉得这件事情做得比较成功。

刘：您提到两件事，一个是教学秩序的有序组织化；第二是成功的增加了教学经费；我想请问您也到学院之外的地方去化缘吗？

陈：我说的经费是学校给每个系的运作经费，不是科研经费，后者必须自己去搞。学校是每个系都给，但是我们系一直很少，我觉得很不合理。如何说服学校，我试了两年，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我自己从外面拿的科研经费在全校是最高的。

刘：我想物理系拿得多了的话，别的系会不会抱怨你们拿走了他们的份额？

陈：没有。因为别的系觉得少了，也可以去要求，但是一定要reasonable，讲出你的理由来。给系里的运作经费仅仅是学校经费的一部分。其他还有盖宿舍楼，学生活动啊。不是说给我们系多了的话，给别的系就少了。不会这样。

刘：在中国，当系主任很烦。担任行政工作，往往意味着结束自己的学术生涯。您是否觉得系主任的行政工作很琐碎，跟自己的研究有没有冲突？

陈：我觉得没有太大影响。我做系主任，教学工作量就可以相应减少，做研究的时间反而多了。另外琐碎的事情有秘书去做，我不用亲自去做。我只专注于比较大的事情，例如课程安排，人事安排和经费等事宜。

刘：那您对简化国内行政领导（例如校长和系主任）的负担，有什么建议么？

陈：校长这一级我不能评价，因为我不太清楚，这个需要专职的做；系主任主要是抓大放小，一般的小事完全可以让助手去做，不要去管（那些不该管的事），应该专注于教学和科研。

刘：例如分房子或许也管。

陈：对，还管什么生活啊。乱七八糟的事情都不在我们的范围之内。我们只管管教学和科研，工作量不是很大。权利适当下放是皆大欢喜的事，效率还更高。真有别的事情，可以让另外的人去做，那种专职的系主任可以由一个搞政治的人去做。

刘：我知道您和家人曾经考虑过回国工作的计划，将来您是否可能会回国任教？如果回国，这次您是否还会像26年前那样选择科大？

陈：对，但现在没有长期回国的打算，可能会短期回国。以后真回国，很有可能选择科大，也有可能去科学院，因为科大和科学院紧密相连。不管到哪，我都会想办法支持科大，尽量帮助科大，做一些比较具体的事情。

刘：您现在和国内是否有具体的合作项目？

陈：没有。本来有一次准备短期回国工作一段时间，但是孩子还小，没有成行，小的现在七八岁，夏天还是不太放心，还是想和孩子呆在一起，不愿意跑得太远。

刘：对科大这些年的发展有什么看法和期待？

陈；我们在科大时科大非常火红。最近知道科大在下滑。我对科大最大的感受就是科大给我们提供的教学质量很高，大学时研究生课程基本上都学过，来到美国读博士一点压力都没有，后来工作起来也特别得心应手，这全是科大打下的基础，科大这方面的优势一定要保留。第二，我们当初之所以报考科大，是因为那时报纸上经常宣传和报道科大。科大如果继续在报纸上、杂志上多做宣传我觉得会很有用。第三，校友基金会做的工作很有用，这对科大很重要，尤其是吸引优秀学生和老师到科大。第四，科大应该保持和科学院的关系，与科学院直接挂钩，别的学校都没有这个优势。我当时在物理所实习了半年，两方面都很满意，所以我就分到了物理所，"所系结合，全院办校"，这很重要，是一张王牌。我不知道是否现在还是这样？

刘：我很多同学大五一年都是在软件所度过的。但现在很多学校，例如清华、北大都可以去。外地学生都可以到软件所实习。这个优势已经不明显。（陈：当时在物理所实习的几乎只有我们科大的学生。）现在到研究所实习的学生还是以科大为主，但我们失去了一个优势：我采访吴雪筠女士时她提到，那时很多研究所老师从北京到科大教书。现在很少听说老师从北京到合肥去教书。科大工科的实力有限，师资力量因此受到影响。

陈：这个方面如果发扬搞好，多做宣传，科大还是很有希望。另外现在Location也很重要。现在人很注重地点和地理环境，我们那时只是觉得要到最棒的大学学科学，是不是北京、上海并不重要。现在人们观点不一样了。

我觉得国际合作很重要，这样才能跟上前沿。实际上很多人在国内似乎很平常，一出来就做得特别好，并不是能力上去了，而是因为做的东西前沿，有机会。科大研究生院要搞好，要跟国际挂钩，自然就会走在世界前沿。

刘：您多年来支持校友基金会，2001年您创立了基金会最早的中学奖学金--安徽蚌埠三中和四川威远中学奖学金。作为成功校友，促使您关注校友基金会的原因是什么？也请您谈谈对校友基金会进一步壮大的建议？

陈：我们听说了科大名声在下滑，没有北大清华有吸引力。我们就想有没有方法吸引学生到科大来。中学奖学金是我和蒋华提出来的，如果我们在中学让那些学生了解科大，觉得到科大很有吸引力，让我们中学最好的学生到科大，这对科大是实实在在的帮助。跟校友基金会提出这个事情，他们马上觉得这个主意很好，很快就搞起来了。这几年实践看，我认为中学奖学金很有用。我和母校蚌埠三中有联系，这两年最好的学生都报考了科大，蒋华他们中学也是这样。我们的目的就是这样：让最好的学生去科大；并且带动别的校友设立类似的奖学金，这样在所有的中学奖设立起来，对科大会很有帮助。

此外，我们还搞了一个772基金，两个月就从772同学中募捐了五千多美元。这个基金专门奖励学物理的贫困学生，因为近年来学物理的人也变少了。我们那时好学生都抢着去学物理，大家认为物理是最棒的科学。我们还资助了科大爱心奖学金的特困生。从校友基金会给的材料中，我们选了一个女孩，生活上比较困难，资助她五年的学费。我们是最早资助科大特困生的几个人之一。我们目的就是：帮助科大，没有去的鼓励他去；去了的能帮助他完成学业。

基金会这么多年做的工作是很棒的，你们花了很多功夫在上面，我很敬佩你们，很不容易。当然钱很重要，弄到更多的钱，帮助吸引学生，吸引很棒、很有名的老师。具体怎么去弄更多的钱我也没有什么太好的IDEA。基金会多年的工作非常有成效。我们想做的事情，开始不知道怎么做，后来发现校友基金会可以帮助我们做。比如中学奖学金，交给校友基金会就很放心。自己去做，很多paper work就会很麻烦。这对我们也是很大的帮助。让我们觉得很容易，少了周折。有校友基金会的运作，我相信会有很多校友都会乐意设立中学奖学金。

刘：也借此机会，感谢您这么好的创意。自从第一个中学奖学金设立之后，我们已经有了12个中学奖学金，覆盖了中国10个省，感谢你们的创意！

陈：不要客气。我们只是觉得这是最直接帮助科大的方法。其实校友基金会在这个奖的运作上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应该谢谢你们。

刘：感谢您接受校友基金会的采访，也感谢您和校友分享您的传奇经历。